这种增速的差异造成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明显提高。不包括高收入国家的亚太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7年的15.8%提高到2013年的28.2%；中国制造业比重从12.5%提高到24.1%，印度则从2.0%提高到2014年的2.5%。全球制造业新秩序也在此基础上得以重构，并呈现三方面特征。
第一，中国制造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金融危机后，虽然中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增速回落，但是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产业结构明显优化。2015年，中国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1%，已经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相当，在SCI、EI论文发表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不仅在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产业进入世界领先之列，在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土。随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其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开始显现，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信息技术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开始加快向这些国家转移。2007年到2014年间，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新兴市场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从26.9%和31.7%提高到51.4%和53.2%。
第三，发达国家在技术前沿领域仍占优势。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例，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7年下降0.5个百分点至12.3%，金融危机后基本在12.3%之下波动，并没有更强劲的表现。但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没有明显改变。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点仍然在发挥其科技和人才优势，加快对人工智能、三维打印、虚拟现实、生命科学、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以期占领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总体而言，全球制造业秩序既有变化也有不变。变化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大；不变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体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加工制造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主导全球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加强前沿技术创新进一步发挥其对全球产业的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