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预言的那样，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自由，就连偏远小山村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5年前，一位在豫西偏远山区农村给乡亲们理发的小学同学因腿疼到郑州医院检查时，我把一双业余篮球比赛奖励的大品牌球鞋送给了他。5年后的今天，这位一贯节俭的同学给我800元，委托我再买两双同样的鞋寄回去，而800元大概是他10天的毛收入。这位同学的原话是：“你上次送给我的鞋穿上真轻便，脚面裹得很舒服、脚底下感觉更舒服，我干理发一天下来的腰腿疼都轻多了，现在再让我穿其他鞋感觉特别难受。”
这样的事实对制造业来说，是最坏的，也是最好的消息。
制造业困局由来已久
从开放初期的出国人员电器热，到后来汽车配额热，到今天马桶盖、电饭煲热，满世界疯狂海淘热，都是人们消费意识觉醒之后用脚投票的结果。日本秋叶原电器一条街上，任何一个从事制造业的人看到来自中国的采购大军，都会痛心不已。一切都如十年前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中预言的那样，消费者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如手机、网络、开放原码程式等手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产权保护、中间环节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原材料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交易成本畸高，是中国制造业困局的两大因素。
单就知识产权而言，近年来已经得到极大改善，无论是政府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力度，还是企业自身的观念转变都有了明显提高，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当然，在企业家人身权益和财产性产权保护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困扰最大的就是近年来各种成本的攀升。梳理历史会发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依靠不贬值战略开始第一次走到国际舞台聚光灯下，发达国家资本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价值严重低估、劳动力成本低且供应充沛，低利率、低通胀的风水宝地趋之若鹜，全世界先进的资本、品牌、技术开始大举进入这个价值洼地，加入WTO后更让这一优势风光无限。但到了2004年，出口8亿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现实，加上一些外资过于激进的利润追求方式，一些伪合资对国产品牌的斩首式收购，让部分学者和政府人士开始产生资源被贱卖、环境被污染的担心。之后从整合小矿山打响第一枪，煤炭、钢材、车用成品油等资源价格被迅速地、有计划地推高，制造业成本中资源成本、人工成本、流通成本、其他刚性成本大幅攀升，制造业利润空间在缩小。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恶化，是因为2004年开始国内房地产政策的放开释放了潜在市场需求，撬动了建材、运输、大型装备制造等和房产相关行业，减轻了制造业衰落之痛。
由此可以看出，把近年来的制造业困局归责于房地产业的资源虹吸不够客观，制造业困局和房地产现状背后是通病同因，是一个问题的两种形态。房地产对制造业的影响也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相反在2004-2012年房地产对制造行业具有一定的反哺功能。
今天房地产业的拉动效应已经越来越弱，加上出口减少，由来已久的制造业困局重新浮出水面。吴晓波那篇《到日本购买马桶盖》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全行业的强大共鸣，就是他无意中撕开了裹在制造业身上这块脆弱不堪的遮羞布，文中那个毫不起眼的智能马桶盖深深地刺痛了政府和制造业从业者们。
林、张产业政策之争就像鹰之两翼，缺一不可
困扰制造业的成本之痛首先是个效率问题。
今年年中，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经济大家的产业政策争论进行地如火如荼，这让笔者想起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文中林先生像是一个职业手术师，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将国内产业分门别类，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在后发优势依然明显的前提下，这种针对性解决方案的优点是效率奇高、立竿见影，深受决策者欢迎和倚重，弊端是会损害市场自身运行机制。不过，信奉市场至上的张维迎先生自己也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面临的是既得利益根深蒂固、关键环节难以推动的顽疾。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内部缺乏改革动力，无法形成有效的突破；当经济形势下行时，往往等不及市场自动愈合，政府有形之手就会迫于压力维稳。
林毅夫强调了有形之手，也同时突出了政府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产业政策制定得力，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利大于弊。要解决中间环节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原材料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交易成本畸高问题，首先要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围绕工业4.0的五大关键环节制定出最优产业激励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工业4.0对中国制造业最大的诱惑是它依托互联网、物联网，通过优化交易环节、减少资源利用、降低人力成本、精简周转次数来创造性地降低全流程成本。我们的工业基础和研发能力离工业4.0差距不小，但是正视这种差距、迎头赶上是制造业绕不过的一道坎。除了大战略之外，还应从细则规划好每个环节的企业方阵、硬件建设、技术支撑、人才储备等，加大对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尽快构筑一个初具雏形的工业4.0生态链，吸引更多的制造业、资本参与其中。
高科技、新技术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再加上好的产业政策和亲商导向的开放式经营环境就能有效缓和日益突出的成本高企之痛。从这个角度，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就像鹰之两翼，缺一不可。
通过互联网倒逼各方改革
利用互联网的倒逼效应，继续推进政府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也很重要。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困扰制造业的难题之一，纵观建国以来历次重大转型都是从倒逼开始，互联网也许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倒逼推动政府服务模式创新的转型抓手。
通过互联网倒逼政府服务模式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互联网可操控性强、最大限度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最有效率，对社会震动最小，接受程度最高。在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高规格的互联网政府架构部门，研究制定通过互联网的倒逼效应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和服务创新。
现代化政府治理的基本流程是数据采集、政策制定、集中决策、过程监管，根本原则是可控。而互联网本质上就是信息流大平台，对信息流起到流通、融合作用，恰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它不但解决了效率问题，而且兼具了公平、公开、公正，后者对现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事实上互联网的倒逼效应早已轰轰烈烈地开始，阿里巴巴等公司借助互联网，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式在线为用户提供、支付结算等标准金融服务倒逼传统金融加速改革；腾讯微信等新型通讯工具倒逼运营商服务；滴滴出行软件的问世推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巨大革新；网络彩票打破传统地域和垄断模式，逼得体育总局不得不紧急叫停。可以说从2012年开始，几乎所有行业都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倒逼威力。
以互联网为抓手促进政府治理模式和服务创新的好处在于，它过程可控、风险可控、高度机械性，成效如何完全依赖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其次，它可以更好地量化管理要素。高层管理者坐在办公室鼠标轻点就能完成实时数据的调取，不但如此，还能凭借大数据挖掘更好地掌控和预测未来。
破解制造业困局，重点还在提高产品附加值
通过提高效率、倒逼政府服务模式转型来降低成本，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消费者用脚投票的“马桶盖现象”。着力点还应该放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
产品品质的提升是产品附加值的基础所在。通过不断更新产品的款式、制造工艺、质量提升就能给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体验，这就要求制造业从业者有很强的工匠精神和传承意识。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核心要求是技术研发。判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除了单一产品特性能不能做到量产稳定以外，有没有形成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条才是更重要的指标。这就是我们能够让卫星上天，却做不好一个轴承的原因。基础薄弱意味着就算你全套生产线引进，也可能卡在一个螺丝、一个技术工人、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上。
国内制造业在很多领域和国外存在技术差距，单靠企业自身积累或市场的力量去攻关突破不现实，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林毅夫所讲的政府有形之手发力。放开应用环节，从基础研发和前沿技术研发两头突破，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重新规划整合现有科研资源，集中财力物力建立一批国家级行业实验室和基础实验平台，对基础性研发和制造业急需的技术难题，实行内部招标制，制定出研发时间表和路线图，单项突破、成果共享。对一些比较重大的科研项目，可以实行全世界公开招标。营造一流的实验平台，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加入到国内创新工作中来。
自主研发和引进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理念的外资并不矛盾，我们还应该制定一些特殊优惠政策，继续吸引跨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发展。这些跨国企业本身有很强的资源吸附能力，对国内工业基础的提升和技术力量的培养很重要。当然面向全球化的资源整合能力也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新视角。中国制造的成本困局如何突围，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有能汲取的力量都不可废弃。
